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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伊斯网络:经历了疫情的考验,重新审视中国互联网平台经济

新浪财经
2020-05-14 15:00

  经历了三个多月顽强的全民抗疫,肆虐了中国所有省份的新冠疫情在神州大地上终于走向了尾声。

  这三个月里,有让人感佩的英雄事迹,有让人闻之落泪的不幸遭遇,更多的则是普通人在疫情之下秩序井然的顽强生活。如今,一切都在向更好的方向转变。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京召开,相比于此前的几次会议内容,在继续落实防控措施的大背景下,推动复工复产,恢复经济也开始被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相比于2003年的非典疫情,在这场疫情中,国内国外的形势都发生了诸多变化。在人口红利将尽、线下经济遭遇了较大冲击的背景下,中国的互联网平台在抗疫以及恢复经济的过程中,越来越积极的走向了前台。

  互联网冲上抗疫第一线

  2020年1月25日,农历鼠年大年初一,也是武汉宣布封城后的第五天。凌晨两点,滴滴司机刘师傅接到了这天的第一单,乘客是武汉协和医院的一位护理人员。刘师傅隶属于一只特殊的车队--滴滴在武汉组建的疫情期间“医护保障车队”,在人人都对医院唯恐避之不及的时刻,这只车队的使命就是往返于医院和社区之间,保障一线医护人员通勤出行。

  两天前的1月23日,为了防止疫情的进一步扩散,武汉市政府宣布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但在一线的医护人员仍需要上下班,在就医等紧急情况下,社区居民也有出行需求。为此,武汉市政府向全市征集6000辆车用于保障出行。

  滴滴接到了市政府的用车需求,远在北京总部的产品团队很快和武汉当地的团队展开了协作。北京总部的产品经理根据地方的反馈,开始梳理司机侧、乘客侧、交易引擎等各个模块的需求,技术团队加班加点参与到产品的开发中。

  而在线上产品开发完成之前,医护人员的用车需求只能靠滴滴武汉的客服团队靠人工来进行匹配。苗洁是滴滴武汉客服团队的一员,她的工作就是组建医生群,收集医生的起始点信息,然后手动派发给司机。一个下午的时间,她和同事拉起来2000人的医生群,匹配了上千条出行需求。

  1月25日凌晨,接到开发需求后的第31个小时,针对武汉医护人员的滴滴产品完成上线,首批100多名“医护保障车队”的司机成员也已经完成培训集结完毕,每个人手头都配发了消毒用品和防护器材。苗洁和她的团队终于可以暂时休息一下,但这之后还有更多的任务,还在等待着他们。

  几天后,医护保障车队的模式陆续开始在宁波、上海、北京等城市上线。另一方面,针对普通消费者的网约车产品开始推行车内贴膜、一客一消毒的防疫标准,并在几天内在全国199个城市铺开。现在,这一防疫标准已经输出到巴拿马、智利、格伦比亚等国家,完成了抗疫领域的“技术扶贫”。

  在这场抗疫的交通战中,互联网平台展现出了出色的效率和组织管理能力。我们再将视线转移到杭州。同样是在大年初一,凌晨六点,就职于支付宝的李俊在闹钟声中醒来。打开钉钉,他发现同事们的交流已经在群里刷了好几屏。

  李俊和他的团队在除夕夜的11点接到一个紧急需求,要开辟一个疫情相关的专题页面。这个页面除了要实时播报各地的疫情数据,还包括了在线问诊、送药上门、辟谣、出行路况、定外卖、小游戏,甚至是在线求职、在线学习等功能,几乎将所有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搬到了线上。

  大年初一的晚上十一点,也就是团队在接到开发需求的24小时后,这一页面已经完成了从设计、开发到上线的整个过程。而李俊团队的技术人员在这之后还在没日没夜的进行页面功能的完善,第一批上线的技术人员一直工作到了大年初二的十二点。

  同一时间的广州,QQ产品团队也在加班加点的更新产品。他们是为了满足“停课不停学”政策下,师生上网课的需求。产品总监夏志勇在接受采访时介绍了他们所接到的一些诉求:分享屏幕能不能调整区域,全员静音或者是静音的功能能不能再好用一些,上课的时候可不可以录音、可不可以支持回放,作业批改能不能直接在图片上批注等。

  他和他的团队以最快的速度响应了这些需要。如果说滴滴是在抗疫一线为医护工作者输送弹药,那李俊和夏志勇的团队则是在保障战疫大后方的稳定。还有许多互联网平台也在通过数字化的方式贡献力量,网购、网课、在线问诊、在线娱乐、移动出行、移动办公,疫情之下,互联网平台在战疫的大前方高效的调集物资、服务医护人员,而在大后方,则通过网络,用数字化的方式将我们的需求一一匹配。

  我们的生活习惯,在疫情期间被彻底改变了。

  打响保卫经济第一枪2003年的”非典“疫情过后,投资、基建被作为重点,当年资本带来的经济收入贡献了GDP增长的70%。但在那时,中国经济还是一个抗造的小伙子,而2019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达到了2003年的9倍,经济硬拉动所带来的负面效果也在增加。

  互联网平台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被重视起来了。3月23日,国家发改委高技术司司长伍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次疫情让我们更加认识到了信息技术深度融合与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巨大效益,未来一段时期,数字经济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

  保卫经济的第一关,是保就业。来自云南的小朱在疫情发生之前就职于上海的一家KTV,疫情发生后,KTV暂停营业,复工时间遥遥无期。

  让小朱没有想到的是,不久后他就重新找到了工作。从2月3日起,包括盒马鲜生、沃尔玛、京东7鲜在内的多家企业陆续推出了共享员工计划,上海、北京、南京等多地的合作企业员工,在通过面试、培训、体检后,可以暂时入职到这些企业。小朱就是通过这个计划,获得了做食品分拣员的工作。同一时间,武汉的滴滴司机杨师傅也在为自己的工作头疼。

  封城后,无法外出工作,每个月都要支付的车租会给他带来巨大的财务压力。2月1日,滴滴旗下的小桔车服联合租赁公司以及金融机构发布了联合声明,将为武汉等湖北城市的网约车司机顺延车租。相关的策略很快在全国推行。

  对比其他因无法缴纳租金不得不关门的生意人,杨师傅感到很庆幸,虽然暂时还是不能出去拉活,但生产工具在,自己的工作就还在。当然,对我们普通的公司职员来说,影响最大的还是从线下办公到线上办公的工作模式转变。zoom、钉钉、微信、QQ在云端为我们建起了新的职场,让我们隔离在家也不用担心丢了工作。

  很多年前,我们在担心互联网平台的诞生会让很多人失业,但事实证明,这些平台正在用自己对资源的调配能力,对产业链的控制能力,生产更多的工作岗位,降低劳动者的生产成本。互联网平台在保就业上,正在发挥巨大的力量。

  保卫经济的第二关,是拉动需求。4月1日,曾经做过英语老师、维权者、演员以及手机企业董事长的罗永浩开始了自己在抖音的直播带货生涯。4月10日,是他在抖音开始第二场直播的日子。这场直播的主题,是“援鄂复苏计划”。在这场直播中,罗永浩显示了自己的网红实力,短短11秒钟,60万斤来自武汉的脐橙售罄。

  现在,短视频和直播平台已经成为拉动经济的一个重要窗口,更是催生了薇娅、李佳琦、罗永浩这样现象级的带货王。从4月份开始,湖北、安徽多个地区的主管官员开始在抖音、快手等平台上直播带货,斗鱼、虎牙的游戏主播,也变身公益带货主播,在线推销湖北等地的特产。

  在之前,让自己产品为更多人所知靠的是媒体广告。现在,直播平台让所有人都能成为代言人,可以用效率更高的方式,让产品触达普通消费者。当然,消费是电商的主战场。

  4月25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电子商务司副司长蔡裕东说,由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邮政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共同组织的“双品网购节”将于4月28日至5月10日举行,超过109家平台和企业参与,通过促销让利,进一步提振消费活力。

  在其他领域,更多的互联网平台也开始通过与各地政府联合派发消费券,进一步激励消费的复苏,其中,仅武汉一座城市派发的消费券额度就达到了5亿,而在互联网企业中,滴滴和河北、厦门、长春、重庆等地政府,联合派发了超过一亿元的消费券。

  产业升级的进程一直都在继续,互联网化会是不变的大趋势,而疫情用一种比较极端的方式,让这个进程大大的加速。如今,互联网平台已经成为官方拉动经济复苏的重要抓手。

  重新审视互联网:从警惕到依赖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几年之前,互联网平台的处境还有些糟糕。2014年,淘宝因为商家销售的商品抽检不合格,被工商总局点名。之后淘宝小二公开叫板工商总局,在网络上引起了巨大争议。2018年,人民日报多次发文抨击抖音,称其是低俗、沉迷的原罪。

  同样是2018年,滴滴因为安全事件被推上风口浪尖。之后,多地开始加速推行合规化,部分地区甚至以安全为名义,强行落地司机户籍为本地、车辆轴距要达到一定标准这样含有歧视性的合规条款。一时间,网络上充满了对互联网平台的警惕之声。

  但我们要看到,假货、低俗文化甚至是刑事案件,并不是由互联网平台催生的,互联网只是让这些社会阴暗面以更加直白形式的曝光在我们面前。甚至于互联网更为集约化的数据管理,其实对这些社会丑恶现象有着强大的遏制作用。

  2016年,阿里在一封信件中提到,在四个月内,它已经撤下了3.8亿个产品列表。打假,从未像现在这样高效。而在2018年10月份,最高法发布的一份数据报告显示,网约车的万人案发率是0.048,出租车的万人案发率则是0.627。

  也就是说,仅看犯罪率,网约车其实大大提高了出行的安全性。如今,互联网平台都在自己的领域为抗疫贡献力量,也在以更为正面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比如作为民间选手的滴滴司机,首次以正式的身份,深度参与到政府主导的抗疫进程中。疫情期间,滴滴的“医疗保障车队”多次登上新闻联播,车队成员王利更是被评为“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

  这些信息透露出了官方的态度,即由于疫情期间的出色表现,滴滴在交通运输领域的作用正在逐渐被官方所认可,双方开始摸索恰当的方式进行合作。

  目前已经有了一些不错的成果,比如滴滴承担起了警务车辆以及机场摆渡车安装隔离防护膜的工作;比如在输入型疫情高发的地区,滴滴为政府查询确诊病例的行程及接触史,提供了详细的数据支持;再比如在疫情即将结束的当下,滴滴联合多地政府,发放了1亿元的出行消费券,鼓励人们走出家门,去消费,去工作。

  从防疫一线,到防疫数据支持,再到拉动经济,滴滴这家曾经被警惕的企业,开启了与官方最紧密合作的日子。疫情成为了促进了解促成合作的契机。对新鲜事物的恐惧并不是互联网时代独有的产物。

  20世纪初,汽车开始在美国流行,包括美国第28任总统威尔逊在内的许多人都对汽车抱有偏见,议员约瑟夫·贝利更是宣称:“如若按照我的想法,我将对在公共道路上使用汽车的行为定罪。因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在公共道路上使用对他人安全造成威胁的交通工具。”但几年下来,人们发现马车比汽车效率低,速度慢,安全性差,在发展潜力上,更是天差地别。消费者们用钞票投票,马车最终被时代所淘汰。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现在,更先进的生产模式,终将替代落后的生产模式。我们是时候用新的眼光来审视这个刚诞生没多久的新经济形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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